作为大岩资本的四位创始合伙人之一，首席风险官刘启浩博士经历了大岩资本从创立时默默无名到在业内声名远播的全过程。风险管理的角色，给人的印象里一般是偏保守，但又如何支持好业务创新?如何做好合规工作并平衡好各方面利益?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刘启浩博士的合规、利益平衡及创新之道。

　　合规之基

　　记者：怎么看待合规意识?

　　刘启浩：公司奉行的价值观非常重要，合规意识是价值观的一部分，做好合规工作是公司长远发展的基石。大岩的价值观包含客者为先，其中投资者利益高于公司利益。遇到不同意见时，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投资者利益优先。这涉及到道德操守、价值观和信仰。这个价值观，需要公司全员来共同捍卫，超越了任何一个人的个人权威。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等组织强调合规的重要性，对私募基金行业形成规范发展意识起到重要作用。公司管理层对合规工作放到公司战略层面来考虑，对于守住合规底线能有效落地实处至关重要。管理层具有高度重视合规，整个公司就容易形成合规的文化。由于管理层成员的专业背景不同，具有专职的从事风险合规负责人就非常重要，并且要在公司有必要的权威性，这样才能起到制衡作用，合规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记者：合规工作经常会受到阻碍，如何高效推动?

　　刘启浩：在管理层认识到合规重要性的前提下，合规工作是不难开展的。处理业务上的矛盾，也有很多具体的方法，能在有效实现合规发展的同时，保持公司发展业务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和创新效率。

　　首先，要重视公司的业务流程建设。在规范的、清晰界定的业务流程下，能解决好创新发展和遵守合规的关系。按照工作流程，内部各司其职，有效沟通，就会非常理解彼此的工作。

　　其次，通过第三方鉴证工作，规范业务。大岩资本是国内率先通过ISAE 3402内控有效性鉴证的私募基金。当时，中基协很多规章制度还没颁布，或者比较模糊宽泛。依据国际性标准，通过开展独立第三方的鉴证工作，对内部各项流程系统地梳理了一遍，各岗位同事对国际标准和规范有个了更清晰的认识，业务开展的效率得到很大提升。此后，大岩资本成为HFSB的正式会员，也是借助于对冲基金行业的国际组织，系统地梳理了公司各项业务，合规意识和规范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最后，适当借力常年法律顾问，增加合规的权威性。常年法律顾问掌握很多的行业信息，也与监管、自律机构有良好的沟通，会及时帮助公司提示合规动向，对较难判断的合规问题，也会给出专业的建议。对于业务发展上的争议，通过常年法律顾问发表专业意见，通常会让业务同事更容易接受。很多时候法律顾问提供很好建议，有助于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记者：对您来说，如何防范内幕消息?

　　刘启浩：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是完完全全违法的，也会影响整个证券行业的健康发展。因为主要依靠量化技术进行二级市场投资，基本上很少进行上市公司调研，减少了传播内幕信息和利益勾兑的源头。量化投资，分散持有几百只股票，而且会保持一定的换仓频率，不重仓持股，这基本提高了靠内幕消息获利的成本。此外，员工个人是不允许炒股的，在入职时就要签署相关的承诺函和信息披露等文件。在公司内部，反复强调要不打听或传播内幕消息，形成公司的共识。谈论某某股票有内幕消息，是禁止的，也会被严厉批评的。

　　平衡之法

　　记者：作为风险合规负责人，如何看待公司的冲突?

　　刘启浩：在管理上，有适度的冲突其实是好事，是必然的现象。完全没有冲突和冲突太大，都会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是严重“一言堂”的公司，表面上没有冲突，看起来很和谐，但非常容易产生管理上的较大偏差。冲突太大，会影响公司内部合作的基础，也不可取。

　　冲突，很多时候表现为各方据理力争，本身是一个信息交互、表达意见的过程，也是对清晰定义流程的补充。面对波动的市场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很多情况都没有办法事前定义清楚，这时就需要通过适当的沟通来解决。如果大家都是站在维护公司利益、维护客户利益的立场，冲突之后往往就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冲突的双方都一定程度地说明各自在乎公司的事业，而不只是一份工作，因此应该鼓励大家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

　　记者：如何进行利益平衡?

　　刘启浩：平衡利益的过程，是一个求解优化问题的过程。需要把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分析定义清楚，然后尽量客观地进行相关判断。进行纯粹没有数量为基础的定性分析，在公司内部是经常被“抨击”的，因为没有定量的定性分析是毫无意义的，这已成为公司内部的共识。

　　在产品层面，要使投资者利益实现最优，需要在产品合同约定范围内，寻找平衡点。风控模型参数设置得太严格和太宽松，都不行。应该从调整风险后的收益来看待问题。不应该冒很大的风险来博取一点的好处，也不应该有一点风险就回避。量化投资产品，科学化程度很高，目标是最大化信息比率或夏普比率，把风险和收益都纳入分析框架之内。

　　在业务发展层面，依据面临问题的重要性水平，确定为收集信息愿意付出的成本大小。建立“先收集信息，然后进行适度集中”的决策机制，这个决策机制是公司运作中形成的共识。很多时候无法兼顾所有各方的利益，也要做出决断。对于利益“受损方”，管理层除了沟通取得理解，还可以通过安抚或其它方式补偿等技巧来提高满意度，从而保证这个机制可以持续。

　　记者：做好风险合规负责人，有什么要求?

　　刘启浩：核心要求在于善于平衡，艺术成分多于科学成分。主要要求可以概括为“敢于担当、专业称职和善于沟通”这十二个字。敢于担当，既要有顶住内部压力的魄力又要有及时处置风险的决断能力。顶住内部压力，是为了坚守合规底线和道德操守，捍卫公司的价值观。很可能风险事件的情况非常急迫，要求当机立断，及时处置，无法事前汇报，要承担没处理好的责任。专业称职指的是要不断学习，政策法规，技术研发等，要保持超越或至少跟业务相适应的水平，这样才能有一个平等的知识上沟通，能帮助业务发展。比如，咨询法律顾问，需要对问题有一定的专业理解，才能有效借助法律顾问的专业知识。善于沟通指的是，在没有本质分歧的情况下，通过沟通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降低内部的对立，做好协调，常常能够共同创造出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办法。这些要求既有宏观也有微观，既有定量判断又有定性分析，做好平衡是难度较高的事，这也是不容易担任这个职位的原因。

　　创新之道

　　记者：您对待创新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刘启浩：对待创新，应该持拥抱和鼓励的态度。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进步，也没有创业企业的存在价值。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岗位，需要经常说“不”，关键时候要踩刹车。从规避个人责任的角度，普遍容易倾向于过于保守。因此，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对待创新要更积极一些，更开放一些看待创新，谨慎发表否定意见。

　　在帮助创新中，坚守合规底线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一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解决问题，从而承担可控的风险，实现业务的创新。很多时候，面临的问题只要不是完全的“黑色”，往往就有办法把黑色变成“灰色”，乃至“白色”。这也是考验风险管理团队的地方，有很强的专业性。

　　记者：公司阻碍创新的根源是什么?

　　刘启浩：从表面上看，机构越庞大，越不利于创新。但本质上，没有创新主要是创新的机制出了问题，并不是大型机构独有的问题。有三个方面，容易阻碍产生创新。

　　首先是，缺乏一致性的利益机制。在公司利益上，首席风险官或相关风险管理岗位人员，是否跟公司的利益保持一致。创新是小机构存在的理由和必要的竞争手段。如果通过长期利益激励等安排，给首席风险官获得公司发展相对等的利益，就有利于创新。

　　其次是，缺乏相同的价值观和创新理念。既然是选择创业，或者选择在创业型公司工作，就是对工作的价值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折腾，享受创新过程的成就感，管理层维护这种创新文化应看作是其首要任务之一。在监管机构强调合规的背景下，非常容易形成“免责”文化，即为了免除自己的责任，保住自己的“位子”，对有一点风险的创新，都持否定态度。如果形成“免责文化”，就会缺乏创新的积极性。

　　最后，缺乏有效创新的方法。处在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以及高动态性的证券市场里，需要相应的创新方法，来加速创新。很多互联网公司行之有效的创新办法，非常值得借鉴。比如，公司内部实行类似“阿米巴经济模式”，会非常有利于实现创新。实现创新之后有较大的奖励，就会形成正向循环。

　　记者：支持创新要从哪方面入手?

　　刘启浩：创新要服从于公司的发展战略，而公司的发展战略需要综合考虑愿景使命、宏观经济背景、技术趋势和公司资源要素等多因素。

　　从风险管理角度，支持创新主要是对发展战略之类的全局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和具有相当的专业能力水平。宏观上，要以研究为基础来驱动创新。应该研究未来发展趋势、行业政策的变化以及公司的资源配置。比如，在大陆私募基金发展的初期，分析研究香港的行业经验以及监管趋势，可以借鉴很多。未来是变化的，在变化中会存在难得的市场机会。市场机会往往转瞬即逝，没有研究就很难把握住，可能会被未来出现的风险而“吓住”，不敢去主动承担风险。微观上，要对创新机会和业务发展策略，有较高的专业能力去帮助业务团队规避、化解风险，应该把风险前置，在设计诸如金融产品方案时就有相关的把控。

　　技术之观

　　记者：怎么看待技术进步对风险管理的影响?

　　刘启浩：信息技术是一场技术革命，对资产管理行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风险管理自然也不例外。大岩资本的投资哲学为“科学投资”，其方法论是以科学的系统投投资方法为主体，寻求逻辑推理和数据归纳的最好结合综合利用，从长期价值投资的原理到统计学和机器学习的各种技术，通过产品的不同设计，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达到以上目的。风险控制和产品研发理念，与这个投资哲学密不可分，互为一体。风险控制和投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投资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对风险管理技术也提出更高的要求。风险管理上，要积极拥抱这个变化，成为趋势的一部分，才能引领或适应市场的发展。

　　记者：能否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刘启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可度量性很高，决策技术上具有较高的科学水平。对于操作风险，通过重视信息技术的投入，基于建立的管理过程，用收集的过程信息，来辅助进行业务决策，从而达到不断改进的目的。信息技术在这方面可以起到非常大的帮助作用，现在大陆的行业基础比较薄弱，改进的空间就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