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让中美的外贸企业有了短暂的窗口期。然而90天之后会怎样?“不确定性”如同“悬顶之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马歇尔·米尔斯指出,这种不确定性持续时间越长,累积成本越高。长期保护主义也将侵蚀生产力,尤其对中小经济体影响显著。行业保护削弱资源优化配置动力,企业精力消耗于争取豁免而非创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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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不少中美的外贸企业都在忙着抢抓关税“窗口期”,它们忙着囤货也忙着抢订单,货运需求也随之激增,甚至出现了“抢运潮”,跨境物流领域“一船难求”的现象再次出现。
中美关税博弈按下了90天的“暂停键”。5月12日,随着《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中美大幅降低双边关税水平,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然而,关税战没有赢家。90天之后,中美双方关税是否加征、加征多少仍是未知数。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朝令夕改,不确定性。”5月18日,在202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的一场主题讨论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关税冲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关税冲击之下,对国际贸易的讨论成了不少论坛的焦点话题之一。5月17日,202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开幕,在“新形势下的国际贸易与投资”主题讨论中,多位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聚焦全球变局中贸易与投资的挑战和机遇,探讨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寻找新的增长点,构建更具韧性的合作框架。
关税冲击仍在持续
从全球来看,美国与部分国家的关税谈判仍在进行中,美滥施关税的冲击波仍在持续,大家都在观望,这把国际贸易的“悬顶之剑”会不会落下?怎么落?何时落?会砸到谁?
“当前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关税问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胡晓炼在主题讨论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关税政策不仅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增加美国财政收入以及重振美国制造业,也在试图重构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秩序,凸显美国的主导地位。
但现实并不如美国所愿。“现在全球处于低增长、高债务、弱投资、贸易受到威胁的状态,而且是属于全球多边主义贸易失序和全球发展碎片化的阶段。”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与企业司司长、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主席李楠说。
当地时间5月15日,联合国发布《2025年全球经济形势与前景年中更新》报告,不仅将2025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由2.9%下调至2.4%,还将今年全球贸易预期增速从3.3%下调至1.6%。
这份报告指出,自今年1月预测以来,全球经济前景显著恶化。关税上调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供应链造成压力,推高生产成本,导致企业投资放缓,波及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其中提到,在规避关税的短期推动后,2025年下半年商品贸易可能出现收缩。整体贸易疲软也将影响运输、旅游等相关服务需求。
今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已达30%,除了此轮加征的10%“对等关税”,还有今年美国两次以所谓“芬太尼问题”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了两轮共计20%的关税。
关税冲击也对中国的外贸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王一鸣分析,在此情景下按价格弹性计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会下降36%;若美国进口商承担一半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将会下降18%,我国出口总额有可能下降2.6%-5.3%,这也会对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产生影响。若再考虑到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冲击全球经济,将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产生更大影响。
关税的不确定性还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更多波动。王一鸣指出,美国加征关税冲击了全球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韧性正在增强,受到的波动相对其他经济体较小。同时,以往美国加征关税时,资金往往从其他经济体流向美国,但此次情况相反,美股“领跌”全球,美元外流至日本、欧洲等资本市场。这种变化也反映出市场对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王一鸣分析,美国此轮加征关税的逻辑大抵有三方面,除了重建美国制造业、以关税收入缓解财政压力,再就是以关税手段逼迫其他国家让渡利益。目前,美国在外贸领域对中国施压没有成功,可能引发美国在金融领域对中国进一步施压,例如,要求中国持有更多美债并放弃相关收益、强制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摘牌,甚至向国际金融机构施压,要求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等。他强调,中国需要对这些潜在风险作好充分准备。
“全球贸易投资的底层逻辑发生了变化”
当下,国际贸易投资体系、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胡晓炼认为,未来,贸易投资的新格局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是贸易投资中成本效益的再平衡,“全球南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获得更多贸易投资机会;其次,全球贸易再平衡将引发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最后,货币再平衡将推动世界货币体系朝着更加多元、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
在她看来,特朗普所希望的制造业回流美国难度是很大的。在一般的加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美国的竞争力确实不够强。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对贸易投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制造业的首选并非回流美国,而是要寻找成本更低、关税更低的地方,这个地方恰恰就是“全球南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快速发展,带来了贸易不平衡问题。胡晓炼介绍,2017-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急剧增加,增长超50%,欧盟贸易顺差增长迅猛,增长超过400%,中国贸易顺差也有所扩大。
贸易逆差扩大该怎么办?胡晓炼说:“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只有在自身内部经济结构能够更均衡发展的情况下,它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才能够有效地解决。”
“全球贸易投资的底层逻辑发生了变化”。李楠谈到,在国际贸易中,企业和投资者从经济效益和成本考量逐渐转化为对国家安全、产业链多元化和韧性等考量,后者的占比越来越高。
李楠指出,从长期视角来看,金融危机以后,虽然全球GDP恢复增长,但是FDI(外商直接投资)却一直处于低增长或增速停滞的状态。自2020年以来,贸易保护政策和歧视性政策逐年增长,而贸易便利化措施和开放性政策变化并不明显。她认为,投资便利化政策和保护性政策同时在增长,但发达国家采取了更多的保护性政策,特别是在关键领域和关键行业,如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这些保护性政策不仅打破了多边贸易规则,还导致世界面临碎片化风险,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和充满挑战。
“不确定性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马歇尔·米尔斯指出,这种不确定性持续时间越长,累积成本越高。长期保护主义也将侵蚀生产力,尤其对中小经济体影响显著。行业保护削弱资源优化配置动力,企业精力消耗于争取豁免而非创新突破。
IMF也将今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从3.3%下调至2.8%。IMF指出,这些加征关税的措施本身就是对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负面冲击”,其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前景产生负面影响。
马歇尔·米尔斯谈到,坚定的政策行动可以改善前景,各国必须加倍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在高度不确定与频发冲击的世界中,改革拖延不得。
面对挑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破局之道。王一鸣谈到,改革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需求不足。“服务业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王一鸣表示,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支出约占一半,未来增长潜力大的也是服务领域。他建议,下一步,继续放宽服务业的准入、放松价格管制,从而增加服务的差异化供给。
改革之后,随着价格上升,老百姓支出也将增加,王一鸣建议,通过价格和工资联动的改革方案,进一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此外,马歇尔·米尔斯还呼吁,各国通过建设性合作化解贸易争端,维护开放性并消除不确定性。
“强身健体” “唯快不破”
在复杂的局势下,中国如何应对,全球瞩目。
“中国应对当前复杂的局面,应该说还是非常有信心,也是很有底气的。”胡晓炼指出,在全球跨境投资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实现了显著增长,从2014年到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是过去20多年的3倍。
这与中国企业的独特优势密不可分。胡晓炼认为,首先,中国对外投资的“千军万马”以民营企业为主,当下,民营企业在海外“四面开花”,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李楠也指出,中国是全球第三大外资投资国,是排名前十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在全球吸引外资方面排名第二。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技术领先、有行业影响力的中国企业开始对外投资,它们的投资不再局限于单一市场,而是进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提升了投资所在地的工业化水平。这些企业正在朝着全球跨国企业的方向走。
“出海”的中国企业还将国内一些优秀经验带到了海外。胡晓炼提到,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工业园区,形成产业集群,从单个企业走出去到带动一批企业“走出去”。
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谈到,企业更切实地感受到了全球贸易的一系列挑战和压力,同时,还面临数字空间主权的争夺和全球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当下,中国企业“出海”既面临严峻的挑战,又面临着巨大机遇。
崔丽认为,企业“出海”需从五个方面发力:一是提升产品力,打造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产品,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二是构建长期“护城河”,持续投入研发,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三是推动组织进化,不断“强身健体”,增强“免疫力”、韧性和弹性,做好合规等;四是链接资源,通过构建强大的外部合作网络,“用别人的长板来补我的短板”,共同把握机遇,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五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当地经济,实现共同发展。
供应链的韧性是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崔丽谈及,企业要有核心部件的自研能力、全球产业链布局的能力以及数字化系统的动态调整能力。
“弹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一拉就断。”崔丽表示,中兴一直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让企业能非常敏锐地捕捉外界变化,并快速分析制定策略,在应对未来不确定性中实现“唯快不破”。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丽梅 记者 张均斌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5月20日 04版